欧洲议会起诉欧盟理事会：是“内讧”还是制度设计的必然？ ...

　　近日，欧洲议会一纸诉状将欧盟理事会告上欧洲法院，引发广泛关注。导火索是欧盟委员会绕过欧洲议会，推动欧盟理事会直接批准了1500亿欧元的贷款计划。这已是继2021年后，欧洲议会再次因程序问题起诉其他欧盟机构。表面看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实则是欧盟独特权力架构下，民意代表与政府执行者间必然的张力释放。
　　一、欧盟权力架构：四大支柱各司其职
　　要理解这场诉讼的本质，需先厘清欧盟复杂的权力版图。欧盟运作依赖四大核心机构，如同企业的治理结构：
　　欧洲理事会：由成员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组成，是欧盟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大政方针，遵循“全体一致”原则。其角色类似“股东大会”，决定企业战略方向。
　　欧盟理事会：由成员国相关部长组成，是核心立法与政策协调机构。它审批欧盟法律、预算等重要事项，相当于“董事会”，对欧洲理事会负责。
　　欧盟委员会：作为常设执行机构，独享法律提案权，负责落实条约与理事会决策，如同企业“管理层”，是日常运作的核心引擎。
　　欧洲议会：唯一由欧盟公民直选产生的机构，承担立法审批、预算监督、人事任命（如批准欧盟委员会主席）等职能，扮演“监事会”角色，监督其他机构。
　　这种设计源于《里斯本条约》对欧盟机构关系的重塑，核心目的是在超国家治理与成员国主权间寻求平衡。
　　二、议会与理事会：冲突是常态而非意外
　　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间的“摩擦”绝非新鲜事，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两者在欧盟立法中形成“双重批准”机制，但代表利益和考量重心截然不同：
　　民意驱动 vs 现实考量：欧洲议会直面选民，更强调“政治正确”与程序透明，常扮演民众诉求的传声筒。欧盟理事会与欧盟委员会则需统筹各成员国政府立场，从现实可行性出发，有时不得不做出折中。
　　权力扩张下的博弈：随着《里斯本条约》赋予欧洲议会在73个政策领域与理事会平等的“共同决策权”，其政治影响力显著提升。诉讼成为其捍卫权力边界、彰显存在感的重要工具。例如2021年，欧洲议会就因欧盟委员会在疫情中紧急下发复苏基金未充分履行程序而将其告上法庭。2024年初，为施压欧盟向乌克兰移交防空导弹，欧洲议会甚至冻结了欧盟年度预算。
　　本次诉讼的根源，正是欧洲议会认为1500亿贷款计划“情况并不紧急”，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绕开其审批程序，严重违反了欧盟法律规定的权力制衡原则。这与2023年欧洲议会起诉理事会未在《欧盟-毛里求斯协议》谈判中充分履行协商义务（违反《里斯本条约》）如出一辙，核心都是对权责边界的司法确认。
　　三、谁更有实权？关键在执行而非名分
　　讨论欧盟机构“谁权力更大”是个伪命题。权力分布并非简单的等级排序，而是依据领域和职能呈现动态平衡：
　　欧盟委员会：实权的“发动机”。作为唯一有权起草法律的机构，它主导政策的具体成形与执行。正如企业中的事业部负责人，虽需向“CEO”（欧洲理事会）和“CFO”（欧盟理事会）汇报并获取资源批准，但计划的制定、落地和最终成效高度依赖其运作能力，在具体业务领域拥有不可替代的关键实权。
　　权力领域的分野：在单一市场、货币政策等高度一体化领域，委员会与议会主导权更大（如欧洲央行直接受委员会监督，成员国难以单独干预）。而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国防、税收等涉及国家核心主权的“高政治”领域，欧盟理事会（代表成员国集体意志）则掌握主导权，成员国常通过其抵制超国家机构的过度干预。
　　欧洲法院：终极仲裁者。机构间的诉讼最终由欧洲法院裁决。1990年其判例已确立：欧洲议会有权起诉其他机构以捍卫立法权，即便条约未明文规定。这赋予了权力制衡坚实的司法基础。
　　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的这场官司，绝非“大水冲了龙王庙”式的无谓内耗，而是欧盟精密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在运转。它反映了民意代表对程序正义的坚守与政府执行者对现实效率的追求之间永恒的张力。在应对乌克兰危机、经济复苏等紧迫挑战时，这种制衡有时会显得“拖后腿”，但长远看，它正是欧盟在民主合法性与治理效能间艰难求索的体现。与其追问谁“更有权”，不如认清一个事实：在欧盟这个独特的政治实体中，没有哪个机构能独揽大权，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四大支柱如何在博弈与妥协中找到动态平衡点。
                                                                                                                                                                  责任编辑：过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