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打破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分工，男性参与育儿对提升生育意愿有积极作 ...
原新：10800元，国家层面首次直接现金补贴，具有里程碑意义原新：预测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维持在12-13亿
原新：打破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分工，男性参与育儿对提升生育意愿的积极作用
7月28日，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新生儿，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
中国著名人口学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原新教授表示，现金补贴等经济手段能缓解家庭负担。
原新指出，政策设定的补贴标准（三年共计10800元/孩）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的最低标准，各地可根据财政状况适当提高但不能降低。这种分年度发放的方式，既缓解了地方财政的集中支付压力，也控制了整体财政负担规模。
原新：育儿补贴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
原新指出，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我国在生育支持体系建设上正逐步完善。最初是通过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对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以及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支出给予税收优惠，扣除标准从最初的每人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而最新出台的育儿补贴政策，则是国家层面首次推出的直接现金补贴措施。
这一政策具有两大显著特点：
第一，体现了政策公平性。与以往地方实践中常见的"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的差异化补贴模式不同，新政策对所有符合法律规定生育的子女一视同仁，给予同等标准的补贴，这标志着生育支持政策在普惠性和公平性上的重大进步。
第二，建立了统一标准。过去地方政府自主制定的生育补贴政策区域差异悬殊，比如呼和浩特市一孩累计补贴1万元、二孩5万元、三孩10万元，而多数地区一孩没有补贴，二三孩补贴几百到几千元不等。新政策在确立国家基准的同时，允许地方根据财力适当提高标准，既避免了地区间过度攀比，又确保了政策的基本统一。
原新：10800元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的最低标准
原新表示，从政策实际效果来看，这项育儿补贴的影响力可能相对有限。政策设定的补贴标准（三年共计10800元/孩）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的最低标准，各地可根据财政状况适当提高但不能降低。这种分年度发放的方式，既缓解了地方财政的集中支付压力，也控制了整体财政负担规模。
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
首先，育龄群体规模持续缩减。15-49岁育龄女性数量将从3.2亿降至本世纪中叶预计的2亿左右，这种基数减少将直接导致出生人口规模收缩。
其次，代际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调查显示：80后平均生育意愿约2孩，90后降至1.6孩以下，00后进一步下滑至不足1.5孩。
第三，婚育年龄显著推迟。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从2010年的24岁推迟至28岁以上，初育年龄相应升至29~30岁，这种时间压缩效应进一步限制了生育潜力和空间。
从全球经验看，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收入提高、教育普及、女性就业率上升等现代化指标，往往伴随着生育意愿的持续走低。这种趋势在我国表现为单身人群扩大、丁克家庭增多等社会现象。
原新：提升生育率同时应该提升结婚率
原新指出，提升生育率需要构建系统性的一揽子支持体系，经济补贴只是其中一环。他提出四个关键政策方向：
第一，推动政策理念转型。我国的生育基本上都发生在婚姻家庭内，因此，提升生育率同时应该提升结婚率，建立婚育支持政策体系和婚育友好环境建设。
第二，建立国家层面的婚育公共服务政策体系。建议采取"顶层设计+基层创新"的双向驱动模式，构建覆盖婚恋、生育、养育、教育全过程的政策框架。这个体系应当具有普惠性，既要支持婚育群体，也要尊重不婚不育群体的权益。
第三，促进政策协同效应。建议将现有的民生改善政策（如共同富裕、普惠托育、税收优惠、假期制度等）与婚育支持政策有机衔接，形成政策合力。例如住房保障、教育减负等民生政策应与婚育激励形成联动。
第四，创新政策价值导向。借鉴今年世界人口日"赋能青年"的主题，政策出发点应从"促进婚育"转向"支持家庭发展"，为年轻人创造公平、有希望的生活环境，使其自愿组建家庭。
原新：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仍将维持在12-13亿之间
原新指出，生育率是决定未来人口发展的核心因素。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总人口仍将维持在12-13亿之间。但是后半个世纪，伴随低生育率的迭代效应，当代生育率下降会直接导致下一代育龄人口基数缩减，形成人口衰减的加速循环，总人口会加速减少。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人口缓慢减少，与人口负增长的远期阶段人口的剧烈减少，是人口发展规律释然。
原新强调，人口发展具有长期惯性。从现在到2050年约一代人的时间里，生育率的波动对总人口规模影响有限，但会通过代际传递产生放大效应。全球40多个负增长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初期相对温和，但若生育率持续低迷，远期影响将更为非常严峻。这一规律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将面临"人口规模巨大但持续缩减"的特殊挑战，正如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面对这一趋势，原新认为，需要构建涵盖文化、教育、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系统性支持体系。关键在于打破人口衰减的负向循环，通过代际累积逐步改善生育环境，这需要长期、持续的政策投入和社会转型。
原新深入分析了我国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深层成因。他指出，2024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1亿，占总人口22%；预计到2035年将突破4亿（占比超30%），2050年更将超过5亿（占比超40%）。
第一，老龄化进程具有不可逆的"时滞效应"。当前老年人口规模实际由60年前的出生队列决定。我国先后经历的三次婴儿潮（50年代、1962-1975年、1981-1997年）正相继进入老年期，这种人口惯性将持续推动老年人口增加和老龄化率攀升。到本世纪70年代前，我国将长期保持全球最大老年人口规模的地位，全球每4位老人中就有1位在中国。
第二，"少子化"与"长寿化"形成双重压力。一方面生育率持续走低减少新生人口，另一方面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时的35岁提升至当前79岁（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数），预计2050年达84岁（接近现今日本水平）。这种"寿命延长"现象意味着老年抚养期持续拉长，显著加重社会保障负担。
原新：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对生育的影响不一定正向
原新指出，当前我国生育保险制度面临亟待改革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如何扩大覆盖范围，将灵活就业者等群体纳入保障体系。
在家庭政策方面，原新特别强调性别平等对生育率的积极影响。国际经验表明，当家庭内部实现更好的性别平等时，往往能促进生育意愿的提升。这需要打破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建立男女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的新型家庭关系，尤其是男性直接参与育儿。
原新以西方国家为例说明，通过制度设计强制男性参与育儿能有效促进家庭性别平等。例如，一些国家实行可转让的育儿假制度，允许夫妻灵活安排假期分配；同时设置专属男性的陪产假，强制其履行育儿责任。这种制度安排让男性亲身体验育儿与职业平衡的挑战，增进对女性处境的理解，从而提升家庭的"生育情绪价值"。
原新强调，家庭性别不平等，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男的只管挣钱，女的只管养孩子，实际上这对生育的影响其实并不一定就是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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